徐采丞离京返沪后（1950.7.7），时隔月余徐采丞衔命赴港（1950.8.12）。黄炎培九月中函询在港赴命的徐先生（1950.9.12），徐十月初自港发电报回复黄：“13函悉，意见副本即示作民”（即银行家周作民）（1950.10.2）。至十一月下旬，黄炎培得到由杨拙夫从上海带来徐采丞的信函及文件（1950.11.25）之后，随即将获知的徐采丞赴港经过纪要和香港近情，作书向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和叶季壮部长通报（1950.11.27），并于十二月初将徐采丞自港带来的三份文件，面交周总理（1950.12.1）。十二月中黄造访外贸部长叶季壮（1950.12.16），决定再次请已经自港返沪的徐采丞先生，来京详谈徐先生首次赴港的会谈的情况。
等球从香港杜月笙的一方，再传回大陆中共‘手中’时，‘小半年’过去了。这半年期间时局大变：朝鲜战争爆发了，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决定共和国生死存亡的、与世界头号‘强敌’美国的‘对决’开局了。可以想见，对于徐采丞带到香港、中共提出合作成立国际贸易公司的建议，在这种‘波诡云谲’的国际形势下，作为杜月笙的一方该是多么难以即刻做出决策的啊！
黄得到徐十二月初的信函文件、与中共决策层会商后的结论是：再次请徐采丞来京面商香港之行的究竟（1950.12.16）。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中港双方的合作，在国际大形势的急转之下，肯定会导致根本性的变化。
其实，直到1951年的1月底，黄在沪期间才见到、带回‘港友’们对‘合作’反馈意见的徐采丞本人，并深入了进行的交谈（1951.1.26）。
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大陆从1950年的11月开始，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仅在第一阶段1951年2、3、4、5短短的四个月期间，被处决的‘反革命分子’就达50多万人，该数目已超过‘解放战争’期间‘三大战役’战死人数的总和。在这一片‘肃杀’声中，身居香港的杜、钱二人，除了终日‘魂不守舍’之外，对‘合资公司方案’谈何考虑与抉择呢？
一周之后，黄炎培邀徐采丞到家中，夜餐长谈（1951.3.25）；事隔一日之后，徐采丞再次授命动身赴港（1951.3.27），就‘筹组’中港合作国际贸易公司一事，带去中共方面提出谋划‘合作’的建议‘形式’。
时隔两个月后，黄炎培在1951年6月2日【日记】中，这样记载道：
“……
讯香港钱新之、杜月笙。
讯香港江上达。
均托徐正华今晚带去。
……”
这段日记，是在前面第二部分结尾处引用过的。【日记】表明黄仍在通过信函方式，对‘港友’们（即钱、杜等人）耐心做统战解释工作……
总而言之，将黄炎培这一年另九个月的【日记】内容连贯起来，就看得很清楚：1949年‘解放后’黄炎培与杜月笙之间仅有的那一次往来，开始半年多形成合作方案时很顺利；但到了等待杜月笙那一方该做出决定的1950年11月时，国际大形势的变化使双方合作遭遇挫折。最后结果变成为：杜月笙的大管家、这次统战合作的两位‘始作俑者’之一徐采丞，倒成了本该是‘合作方’港友：杜月笙、钱新之二位的‘备胎’了……
第四部分：
尾声
当我读毕【黄炎培日记】的第11卷，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写完本文的第三部分后，再读黄炎培到大连休养过半后1951年8月11日的【日记】时，才从如下的内容中：
“……
讯徐采丞香港，交正华加封寄。
讯叶季壮，为国贸组织。
……
均托正华带去。
十一时，徐正华动身去北京。
徐采丞愿以私人名义，在政府指导下，集资办国际贸易，为人民服务。在港几个月，现略有眉目，遣其子正华来报告，准备在京在港各设一公司。正华之来为此。”
日记】
真正明白在上述【日记】中黄炎培先生为何遣词造句成：“徐采丞愿以私人名义，在政府指导下，集资办国际贸易，为人民服务。”其内含的真实用意是：中共与‘港友’们的这次‘合作’，是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更富‘戏剧化’的结局是，徐采丞的儿子徐正华离开大连后的第六天，整个儿事态急转直下，1951年8月16日，黄炎培的【日记】如是记载道：
“……
杜月笙十六日在香港病故，遗嘱非常反动。 月笙去世之日，恰是九年前为我和维钧证婚之日。
金子先、李庭菊二生要我讲中苏情况，杜月笙为人。我从辽东半岛情况、东北五十年来斗争历史、抗日战争前后的杜月笙，次第讲述，……
……”
黄炎培的日记中提到杜月笙的死时，与当时香港报纸的报道一样，不过加上了一句：“遗嘱非常反动”。接着，在同一段落中却没头没脑地又来上了一句回忆：“月笙去世之日，恰是九年前为我和维钧证婚之日。”黄竟然把杜的去世，与杜为自己的第二次婚姻证婚联系到了一起。当然，日记通常首先是给自己看的，它是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更是此刻无须掩饰之真情实感的记录。读者看得出这段的第一句明显是‘言不由衷’；而第二句才是笔者的‘率性真情’。
紧接着笔者特别强调指出：对于像杜月笙这样中国近代史中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背景、去抽象空洞地议论；而要根据该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真实作为，予以全面慎重地评述才是正途。
在上段相隔段落的文字中，有这样的语句：“月笙去世之日，恰是九年前为我和维钧证婚之日。”
为此，我查证在【黄炎培日记】的如下卷中有相关记载：
黄炎培题跋（姚维鈞书法）_1942年8月书写
在【黄炎培日记】第7卷8月14的日记中载道：
“……
月笙来，深谈，面请为余证婚。
……”
在【黄炎培日记】第7卷8月14的日记中记述：
“……
下午十五时，与维钧行结婚礼，假巴蜀礼堂举行，张一麐、穆藕初、杜月笙三先生证婚，……
……”
以上两段日记说明杜月笙是如何成为黄炎培第二次婚姻证婚人的。
为了感谢杜先生为他们证婚，，黄任老与姚维钧女士在他们新婚时刻、珠联璧合创作绝世的佳作：书法立轴；同时，二位诚意将它奉送给杜先生作为生日礼物（见上巨幅隶书立轴图示）。
这是1942年8月间、发生在陪都重庆，黄炎培、杜月笙间的趣闻轶事。
黄炎培、姚维钧在重庆结婚照（1942.8月）
姚维鈞遵嘱所抄录黄炎培在香港为杜月笙前一个生日、即于1941年9月5日创作的诗“赠杜月笙镛”，可在【黄炎培日记】第7卷1941年9月5日的日记中找到。全诗如下：
赠月笙
黄炎培
“君家少陵为壮言，天下安得千万间，今君大庇寒士寒。春陵平孟君之门，廿年江海拱一尊，以此多君抑何浅！君量豁达性刚蹇，当路荆榛仗君翦。胸中独具青白眼，有行必果言必践。行善劝善无伐善，及门大义此交勉。伟哉英雄弗名王弗冕，以此多君岂尽君，支离东北悲风尘，喧喧怒鼓春淞滨。大呼救国如救焚，化君身做忆万身。所部时时立奇勋，誓弗戴天共此邻。我生倔强有可有不可，男儿许国宁复避坎坷！哀此众煢谁尚哿，将诚格天或悔祸。乡云千里莽烽火，一卮介寿眉犹锁，同是天涯君与我。”
人们近年因黄炎培与毛泽东间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及周期率”，而熟悉黄炎培先生。他作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新中国老一辈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黄任之先生为人熟知。在中国近代史上通常以上海滩闻人、青帮头目闻名的杜月笙与黄炎培先生之间的这段干系，为了说明这段历史史实之原委，我们必须回溯到1931年“九•一八”-- 中国人民到了‘最后时刻’的那段风雨如晦的抗日战争岁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翌年，于1932年上海“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黄炎培和上海各界代表人物自发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地方协会”，黄炎培担任该会秘书长兼总务主任。他的同乡、青帮大佬杜月笙积极投身抗战，担任了“上海市地方协会”副会长。黄炎培与杜月笙一道组织与领导上海地方全体人民，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抗日斗争中去。1937年日寇再次野蛮地发动了“七•七事变”，于同年8月13日日寇再次入侵上海，中日之间开始了第二次淞沪战争 -- 由此全面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黄炎培、杜月笙驾轻就熟地再次以“上海市地方协会”为基础、通过“上海抗敌后援会”组织、领导上海地方人民，克尽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战争。黄、杜二人一同动员、组织各界的人力、财产与物品；共同联络、促进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募捐支援前线的抗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黄炎培等人被国民政府聘任为“国防会议参议”，同时被推举“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自是往来京（南京）沪（上海）间九次。
经过两次“淞沪抗日战争”中的共事，黄炎培逐渐加深了对杜月笙的认识与了解；在十多年民族存亡、生死决战的相处中，二人逐渐建立起了‘可以拿身家性命相托付’的战斗情谊。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理解黄炎培与杜月笙在上海川沙地区、于抗日战争前后这段历史时期内、及其后延伸至杜月笙去世前这段时间，二人交往的基础和友情，是在抗击日寇、爱国保家、这种长期共同内涵之上形成的。
那么这次1949年后黄炎培与杜月笙之间唯一的合作，最终结局如何呢？还是让【日记】来回答吧。
1951年8月21日的【日记】这样记载道 –
三人同具名电：
“全日与艮仲漫谈，结果，长途电话北京陆厚仁告卫玉：
（1） 西安徐子为。杜月笙故后，通济账款，A. 速电沪接管机关，向杜法定继承人追回；B. 电港杜继承人，请缴此款。此事若不争取主动，子为有麻烦，采丞也有麻烦。
（2） 上海徐正华。为通济，为新公司，望速陪尊翁从港来京面谈。
此电话维守了一天，晚上才通。
……”
黄炎培和参与杜在港合作一事的两位主要助手王艮仲、杨卫玉，在发生杜月笙先生突然离世的情况下，紧急磋商了重要善后事项的处置。然后用电报郑重地指示黄先生的下属徐子为及老友徐采丞之子徐正华二人，如何立即处理财务善后事项。黄炎培认为：当时身处香港、面对杜月笙突然去世复杂局面的徐采丞，最好的办法是立即抽身回京，与大家共商良策。
从这段日记中同时看出，杜在港刚收到黄的合作建议时，曾打算用留在国内的“通济公司”参与合作，从【日记】的用词内容、语气看来，好像已发生过公司间的款项往来。徐采丞父子方面，似已涉及到新公司本身；而且他们父子已进入与公司的合作角色之中……
从1951年9月2日的【日记】内容看，黄炎培还在关心老友徐采丞回京的决心是否已定？黄任老也不忘事后还要与助手们一道，就此次同杜月笙的交往中总结经验...…
“……
讯拙夫转徐正华：1. 劝陪乃翁自港回京；……
下午，……，偕艮仲游老虎滩，到国际旅新社登顶层谈：
今后工作计划
1. 不应该私人着想，应该国家利益着想；
2. 不应从地方着想，应做整个打算；
3. 应看国家和人民所急迫需要的是什么；
4. 应看自己能做的是什么。
……
九时一刻上火车，韩、……、欧阳等皆到车站送行，专车挂列车而行。
……”
1951年9月14日的【日记】告诉我们：当天黄炎培一行结束了近两个月的大连休假，终于回到了北京家中。
“……
六时三十一分抵北京。……立即出席第102次政务会议……
九时半散会。到家。
……”
那么，1949年后黄与杜在港合作的最后结局如何呢？
1951年9月24日的【日记】讲：
“……
徐正华来谈，得乃父采丞港信。
……”
1951年9月27日的【日记】说：
“……
招徐正华来，卫玉三人谈贸易公司事。
……”
以上两篇黄炎培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日记】内容说明，这间原拟与‘港友’‘合作’的“国际贸易公司”，就这样由徐氏父子继续经营下去了……
【论语】《子罕》篇有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徐氏父子如此‘不分昼夜’的干，究竟干到了哪一天呢？
1955年6月22日的【黄炎培日记】说：
“……
悉徐采丞昨在港病故。”
‘好事’也有终止时，徐氏父子‘不分昼夜’操劳的事业 -- 终因徐采丞先生的病故 -- 到1955年6月22日，终于结束了。
1955年8月20日的【日记】说：
“……
得杨卫玉北京信—徐采丞确系在香港自杀。
……”
黄炎培先生从杨为玉报知的消息知晓：徐采丞竟然因‘精神错乱’而‘自杀身亡’！
1955年9月3日的【日记】说：
“……
得京王艮仲函，据陆林勋8月29日致艮仲函，附港徐正华致陆函：采住百乐门饭店，正准备去日本治风湿病。6月21日门不开，则已自杀。遗书书由被张松涛敲去20万5千元，朴慕鹏，胡叙五帮同威胁，并疑正华参加。可见精神已经错乱。现财产由警局保管，丧葬费贷诸亲友等语。通行证10月21日止。
……”
上述【日记】内容报知我等：徐采丞先生在港发病、身亡的全部经过。但所述及采丞先生的自杀情节语焉不详，而手边可供查考的资料也就只有这些了……
1955年9月3日【日记】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往来香港的通行证制度，那时已经施行了。至于何时开始实行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刻，一阵无名的悲愤感从头顶直灌脚底，拔凉、拔凉的。突然涌上心头的那份酸楚与刺痛，终于令我再也不能够立稳身躯了……
2017/8/14 止
2017/10/4 定
--（下半部分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