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小姑妈口述黄杜间的历史轶事
小姑妈黄素回在与我通长途电话中，听我说刚写完讲述祖父黄炎培在两次淞沪抗日战事期间，与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之间建立起生死之交的过命情谊时，便给我讲述了一个她亲身参与其中、1949年大陆政权在国共间易手后，发生在黄炎培与杜月笙之间仅有的那次往来过程……
1951年的夏天黄炎培一家来大连避暑，他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小姑妈清楚地记得那次祖父来大连时，特别对她提到：这次除了避暑之外，还有个统战任务：会见杜月笙的私人代表。当时，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适才完成政权更迭，正面临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恢复国家元气的工作。中共高层有意通过黄炎培与杜月笙间特别的私人关系，对杜月笙做些统战的工作，期盼黄炎培能劝说杜月笙愿意重返大陆，为政权更迭后上海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
杜月笙曾考虑过解放后留在上海；然而，鉴于他曾参与过1927年“四•一二”对共产党人的屠杀，留在上海的个人前景也实难预料。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最后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1949年4月尾，他便携带家小和徒众离开上海，仓皇迁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避难。
图1：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
仓促地避居香港，令杜月笙的生活很拮据。更糟糕的是杜月笙身患的哮喘症严重发作。到香港后，杜月笙连一天快活日子都没过上。
小姑妈黄素回继续追忆道：直至1951年春天，从大陆渠道传来老友黄黄炎培先生，向杜月笙发出赴大连会面的邀请。但那时他已病入膏肓、经济拮据，加之他1黄之间的信息沟通十分艰难。于是杜月笙只派了一名私人代表，赴大连与黄炎培先生会面。那天，黄炎培在大连市靠近老虎滩附近的一所私人住宅里，与杜月笙的代表见了面。小姑妈也陪着她父亲黄炎培去了。她对来者的谈吐及外表、父亲与他都谈了些什么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具体印象；倒是清晰地记得：来人代表杜先生送给黄炎培和“姚先生”（我的小姑妈那代长辈们，对她们继母姚维鈞的尊称）每人一块瑞士名表，闪闪发光的男表她记得是“劳力士”的；那块女表是什么牌子记不得了，她只能推测该是女表名牌、“浪琴”的了。黄任老与杜月笙私人代表会面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一个字她也也未能记忆下来；可是那两块瑞士名表，只看过一眼就不能忘怀了……
小姑妈跟我讲，1951年夏天黄炎培到大连避暑，面见了杜月笙的私人代表。我想：可否尝试用【黄炎培日记】，对她个人的回忆加诸解读呢？
第二部分：
用【黄炎培日记】为小姑妈的口述历史佐证
所幸的是【黄炎培日记】（下文中简称【日记】）共十六卷皇皇巨著，已分两次结集出版；从而，使我能够立于事件的纪实文本之上，去厘清业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黄杜之间的交往轶事。
图2：黄炎培日记第11卷（华文出版社）
我从“日记”的第11卷（1950.1~1952.5）中，确实查到有关“黄炎培到大连避暑，面见了杜月笙代表”这段史实的如下记载：到大连住下后，在休养最初的半个多月里，黄炎培与家人，包括第 二、第三代子女欢会一堂、其乐融融，少有待客公事；更不见什么杜月笙私人代表造访的记载……
直到8月7日，才发现“日记”有如下记载：
“下午四时，徐正华从北京到，带来各信，共晚餐，送至国际旅行社宿。”
次日，8月8日的【日记】继续记载道：
“正华来长谈，他是奉他父亲的使命来商量，本着去年商承周恩来总理、叶季壮部长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问题来的。
拟办法：北京一公司，资金十亿元；香港一公司，HK$100万元。嘱提名。维提：‘唯物’；我提：‘世界’或‘和平’。……
商贸易方式和进行步骤。共午餐。”
日记中的一句话“奉他父亲的使命来商量，本着去年商承周恩来总理、叶季壮部长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问题来的。”令我联想：徐正华父亲是谁？
读到8月11日的【日记】，记载徐正华要从大连回北京时，一切迷团才真相大白，因为【日记】这样记载说：
“……
讯徐采丞香港，交正华加封寄。
讯叶季壮，为国贸组织。
……
均托正华带去。
十一时，徐正华动身去北京。
徐采丞愿以私人名义，在政府指导下，集资办国际贸易，为人民服务。在港几个月，现略有眉目，遣其子正华来报告，准备在京在港各设一公司。正华之来为此。
……”
原来徐正华就是黄炎培等在大连要会晤的人 — 是其父徐采丞的代表；而徐采丞就是杜月笙、钱新之等人的私人代表。而他的父亲徐采丞，才是1949年后杜月笙与黄炎培打交道的正式代表。
从查看【黄炎培日记】到其后的逻辑推理，我们找出了关键人物 — 徐采丞。徐本是《申报》老板史量才的手下，到史量才被蒋介石刺杀，杜月笙当了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后，他才成为杜月笙的总代表。徐采丞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关系；有功不伐，宠辱不惊，深得杜月笙个人的宠信。抗日战争战事的事端一起，杜月笙避走香港后，徐采丞就做了他上海的全权代表。
他与黄、杜二人的历史渊源如此深远绵长，徐采丞所以成为1949年后黄炎培、杜月笙之间的牵线人，就顺理成章了。
1951年6月2日的【日记】赫然眼前：
“……
讯香港钱新之、杜月笙。
讯香港江上达。
均托徐正华今晚带去。
……”
噢，原来是六月初黄炎培就托徐正华带信，去香港与两个月前赴港联络的徐采丞、已移居香港两年的杜月笙等人联系；尔后，才有八月上旬在大连黄炎培休假期间，与徐正华面商在香港合作组建国际贸易机构事宜。
从【日记】内容的角度，佐证了黄素回对黄炎培解放初与杜月笙仅有往来轶事的真实性，并澄清模糊了的史实细节。下面用【日记】来诠释黄、杜两位，他们之所以在大连未曾谋面、其背后隐藏的事件细节吧！
第三部分：
【黄炎培日记】诠释了1949年后黄、杜之间仅有的一次往来
大陆政权更迭后，黄炎培成为共和国领导人，就任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之一、兼任轻工业部部长。他与老朋友们，诸如徐采丞先生等人，保持了更加密切的函电往来。
我在他1950年1月2日的【日记】中看到：
“……
得采丞三号上海信，中有：城市供应会议报告，非常重要。此是控制全国物资——粮食、花纱布、盐、煤、现钞等具体计划，与各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为中共对物对人两大力量的集中表现。
……”
黄炎培正是在与像徐采丞等这班老友的交往中，了解‘新中国’国事民情的。
黄炎培一生行为光明磊落，使他在民国时的‘旧中国’上海滩就能够一呼百应；更使他在与故友旧识、诸如徐采丞先生的交往中，针对政权更迭后的经济难题，即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国家包围封锁的困难局面时，也能商议出既为国家‘解危’、又为朋友‘脱困’的‘双赢’合作方案来。
我在他1950年4月8日的【日记】中看到如下记载：
“清早，车站接徐采丞、王艮仲、杨拙夫自上海到。…接到六国饭店…
……
午后三时，到六国饭店，共采丞、艮仲谈二小时。
……”
接着，在他1950年5月8日的【日记】中又见到：
“……
午后三时，接徐采丞来家长谈。共晚餐。不日回沪，二三周后，工商局长会议有了结果，我向政府提出港友组织国际贸易机构问题，届时采丞再来京，恰妥后赴港。
……”
在1950年5月9日的【日记】中，黄炎培阐述了徐采丞和他拟议向大陆方面提出的建议方案：
“……
四时，送徐采丞回沪，约定拟议中的方案适时提出后再来京，由京赴港。方案：
（1） 劝港友合力组设一<家>国际贸易机构。
（2） 专营政府指定的进出口货和贸易。
（3） 设总机构于香港，分设天津、上海、广州及其他适宜地点。
（4） 由政府派员参加。
……”
【日记】中谈及的“港友”，即指于1949年4月27日避居香港的杜月笙和钱新之等黄炎培的故旧相知。他们拥有的主要财产，包括不动产和金融资产，不便随身携带出国、只好暂时存放在政权更迭后的中国大陆。徐采丞与黄炎培共同提出的、所谓“合力组设一家国际贸易机构”的方案；一方面可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对政权更迭后“新中国”的包围和封锁；另一方面则盘活了‘港友’们 — 杜月笙、钱新之等人、以各种形式滞留在大陆的各类财产。显然，这是一个于国家、对个人均有利的‘双赢’方案。
这面徐采丞前脚离京，那边黄炎培后脚就向周总理提出他的建议，当即获得周总理的赞同，并邀请徐采丞进京面商（1950.5.19）。
徐采丞应邀进京洽谈合作方案后（1950.5.29），黄炎培即刻面告主管经济的陈云副总理（1950.5.30）和贸易部长叶季壮（1950.5.31）。稍后黄就将徐引荐给贸易部长叶季壮，双方对劝‘港友’组织国际贸易机构一事，商谈甚恰（1950.6.21）。最后，在黄炎培的穿针引线下（1950.6.26），周总理愉快地接见了徐采丞、并于接见徐先生之后，向黄炎培副总理首肯了合作建议（1950.7.4）；次日，黄炎培在回访徐采丞时，即刻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同意合作建议的结果（1950.7.5）：徐采丞接受周恩来的使命，明日将赴沪后转港、与‘港友’们洽谈合作事宜 （1950.7.6）。
黄炎培在1950年7月7日的【日记】中，兴奋地记载了徐采丞与他的方案产生及批准的整个过程：
“……
讯香港钱新之、杜月笙。留稿。
徐采丞来辞行，今日回沪赴港。上讯为采丞作。
采丞为劝港友组设国际贸易机构事，长时间努力，最早于四月八日经我邀约到京，其时只想对国家有所贡献，晤谈之下，他提出此议，我深然之。五月九日回去（方案见当日的日记）。十九日我向周总理提此议，乃函电邀采丞来（十九日日记），二十九日采丞再来京。本月四日，采丞见总理谈恰了。此事曲折经过如此。
……”
更为珍贵的是，在黄少有的这种长篇【日记】里，还全文保留了他给‘港友’们的亲笔信函如下：
“讯港钱、杜稿：
新、月公同鉴：一别将及两年了，友人从香港来，必问二公起居。月公犹抱清恙，新公豪饮犹昔，都在我驰系之中。二公先后<赐>书，我则有复有不复，先后托我办事，亦复有成有不成。此间寅好大都知二公深，一切早经相喻。最近至友某君北来，提及一种方式，我为之击节叹赏，以为此举若成，于空间、时间，皆有极妙之配合。某君之精于谋事，忠于为友，大是难得。某君经与各方接洽，兹将专程南来，良唔之下，定能尽罄所怀，特先道及。我之近况，亦将附闻。手祝健胜！不一一！
光甫、公权、馥孙、作民诸旧好逆念不另。
黄炎培启 1950<年>7<月>7<日> 北京
”
以上基于【黄炎培日记】第11卷内容，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试图通过黄炎培，与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统战合作，做出了基于史实的诠释；而黄炎培上述 1950年7月7日的【日记】，则是支撑史实的文档核心。
这样，由双方议定的、以黄炎培与杜月笙间交往形式落实的、中共最后一次与杜月笙在香港实施的统战合作方案，即将开始由中间联络人徐采丞，带往香港交付杜月笙、钱新之等人。此刻，球传向了杜月笙的一方。从酝酿合作到方案获准，大约用了半年时间，这是发生在政权更迭、‘新中国’‘诞生’后百废待兴的第一年。一切都显得那么富于活力，如此生机勃发。合作的开局‘顺风顺水’。
2017/9/29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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