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11年辛亥事变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内容分段：
1. 1911年“辛亥变革”前后的“现实版”中国社会写照
2. 南洋公学时期，黄炎培作为“同盟会”会员参与激进活动
3 . 川沙办学阶段，黄炎培成长为江苏“立宪派”骨干
4 . “辛亥变革”期间，黄炎培献身革命事业的英勇壮举
2011年，全球华人在（美）哈佛大学纪念中国辛亥革命成功百年时，达成了一个共识：1911年的“辛亥变革”，虽然开启了中国走向共和的征程；但“阴差阳错”，却终归踏上了“专制独裁”的不归之途。
黄炎培先生出生于清末1878年，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及戊戌变法等事件的影响，已融化在这位前清光绪年间（1902年）举人的血液中了，致使他骨子里是效忠皇帝的；这就为他铸就了终生“立宪党人”的政治立场。虽然早年因阅读西方著作、受进步思潮之启蒙，并在他先师蔡元培先生的引领下，自1901年至1907年这段时间内，积极参与到孙中山同盟会组织的排满反清革命运动当中。但即使是在投入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同时，他也未曾间断过与张謇、沈恩浮等“立宪党人”一道组织江苏学务总会，当时作为实践江苏省“公民社会”执牛耳者，并成长为该会的常务调查干事。晚
清1900年“庚子国变”后，黄炎培就开始参与由慈禧率领的“预备立宪制”政治改良活动。1908年时已成长为“立宪派”“骨干”的黄炎培，在“立宪派”领袖张謇的领导下，完成了“立宪党人”与咨议局的结合，从体制内为清廷“君主立宪”奠定基础。至1911年“辛亥变革”大浪淘沙之时，“立宪党人”响应革命党武昌首义，转变为走向共和的“辛亥变革”。尽管“立宪派”、“革命党”、与“北洋军阀”三股势力合作发力摧垮清廷、结束帝制，带领中华民族，历经十五年、初次尝试了“宪政民主”的“共和体制”；中外史学家均称：他们却错失了、应适合我们华夏帝王政体、未来能更顺利走向宪政共和民主体制的“君主立宪制”。“铸成”（或“煮成”）今日中华的所谓“共和政体”这锅“夹生饭”！
正如整个中华民族、至今仍徘徊在“专制独裁”这条不归途中一样，黄炎培参与这场伟大的“辛亥变革”时，同样遭遇到我们如上描述的尴尬境遇：他在《同盟会》“革命派”激进面目，与《立宪党》“改良派”面目之间游弋徘徊。最终，仍与“立宪党人”为伍、作为三股势力之一方，推动清廷帝制解体、走向所为之“共和”政体，成就了华夏历史上1911年这场伟大的“辛亥变革”。
在这场伟大变革之中，黄炎培的“个人首秀”，铸就了他在其后近代史各个阶段的政治立场：即他始终站在体制内、与执政当局合作；但又要顽强地作为“公民社会”的一方代表，与时俱进地表达其“独立见解”。
1. 1911年“辛亥事变”前后的“现实版”中国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问题首席专家许纪霖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有过几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大时代”。所谓“大时代”，按照鲁迅的说法：“……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大时代”有四个：先秦、魏晋、明末清初和二十世纪。在这些大时代中，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人格不仅与政治环境发生激烈的冲突，而且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矛盾。大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光彩的，也是最丑陋的；是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是最勇敢的，也是最怯懦的。作为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开端的“辛亥变革”中，黄炎培所扮演的两种角色，包含着空间与时间的两层含义。
第一层所谓“空间”之含义，是指黄炎培在清末新政至辛亥变革之间，于川沙以《同盟会》革命派的激进面目出现，大无畏地抨击清庭的贪腐弊政；此后他则在“辛亥变革”的大浪淘沙之中，于上海《惜阴堂》以“立宪党人”血肉之躯，参与了猛烈冲击中国末代专制王朝的决死火并。然而，展示这种角色转换史实、是需要占据空间的。该空间的详细内容，在他晚年口述自传“八十年来”一书中，首次予以揭示。其他著作，如“黄炎培年谱”（许汉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赵尊岳）及“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张朋园）等，均以不同方式表达了该空间含义的诸多内容。
第二层所谓时间之含义，我们是指虽然“辛亥变革”发生于公元1911年，但它在导致黄炎培参与其中并扮演两种角色的转换，它们发生在时间坐标轴上、以这一时间发生点为坐标中心，向前牵延了将近十一个年头，即这个时间段大约从二十世纪的起点直至辛亥革命的发生。
对于中国的第四个“大时代”，“二十世纪”而言，许纪霖先生接着说：“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前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而‘后三代’即‘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无论是‘前三代’还是‘后三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中轴，那就是五四和文革。”
黄炎培生于公元1878年，应属于“前三代”中的“第一代”，即“晚清一代”知识分子，故同“二十世纪”中的四代知识分子打过交道。
黄炎培深受“改良派”宿儒梁启超的影响，他认为：比“民主”更重要的是“宪政”，避免“专制”的关键在于按照“宪政”制衡“权力”，为政治秩序建立一个新的权威 – “宪政”权威来取代皇权，坐实皇帝的“虚君”地位，应是中华皇权专制的最佳归宿：“君主立宪制”。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民间激进势力（革命党人）、地方士绅（立宪党人）和北洋军阀对“权力分配”的考量，远远超过对于建立“宪政权威”的关心。百年前辛亥革命之后，从1911年创建了新政治共同体开始，直至1926年蒋介石国民党入主南京，其间十五年试验宪政民主的各种“共和”方案，最终却没能成功奠定“共和政体”赖以生存的正当性 – “宪政民主”。
2．南洋公学时期，黄炎培作为“同盟会”成员激进的革命活动
【黄炎培日记】始于1911年，之前在清末时期黄炎培的面目，是无法从其【日记】中获知了。所幸黄炎培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笔录口述、一气呵成他的自传 --“八十年来”。由于此书策划、动笔于1958年，那是大陆政权更替后的第十个年头，为避开当局某些难言之隐，黄炎培落笔之详略十分考究。全书分四个阶段讲述了他的人生，辛亥革命实际上占了前两个阶段。光本文就大约引用了这前两个阶段中一半多的内容。可见这本 “八十年来”的确是空空荡荡啊。
我节录了黄炎培自传“八十年来”（1964年版）如下部分：
第二时期（1901~1913年）。
新场党狱 到处开演说会了。定二十三日演说，百里以内，舟车云集。地方痞棍密告南汇知县戴运寅：黄炎培等演说毁谤皇太后、皇上。戴立将黄炎培、顾次英、张志鹤、张尚思拘捕。四青年被捕了，南汇县衙门照壁上贴起六言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获军火无数……”督抚电令两歧，再电请示，到二十六日午时三刻的督抚电令“就地正法”到。但四青年于半小时前出狱、乘轮船去上海了。
原来四青年刚下狱时，步惠廉总牧师心中不忍，坚求设法。此事已让杨斯盛先生知道，当即代步惠廉老馈赠律师公银五百两。佑尼干律师提出办法：立刻雇汽轮，去南汇县，要求保释，只要释出，便有办法。雇轮星夜前往，到南汇已二十六日清早，冲进衙门，要见知县。戴运寅战栗地出见。戴知县惧事体弄僵，酿成教案，更不得了。无可奈何放人，但要求步惠廉总牧师具结、传到。当我们在牢里，有人打开木栅栏，把我们从中放出，由总牧师步老带领，出大堂，上汽轮，扬长而去，亡命而逃……。
日本亡命 戴知县惶急，督抚要人怎么办？连夜奔上海，求见步老牧师……
……新舞台编演新戏《新场镇》，演的有声有色。独章行严（士钊）主持的《国民日报》写一篇《南汇之风云》，大为张目。
1933年黄炎培书赠步惠廉被救四人的照片
佑尼干律师，急告步惠廉：四青年案不行了。我等连夜计划走日本，杨斯盛赠给川资，……我们一行三人，不甘自杀，定要为祖国生存而奋斗。……留东京，岁暮了，父老促归。事情过去了。……三人相偕归国。
亡命归国 一九〇四年……三人回国，杨斯盛先生请我们办学……创办广明小学……广明师范讲习所，交我们负责。
我真加入革命党了 一九〇五年，那年七月，……蔡元培师招我说：“现在爱国志士集中于同盟会。你愿不愿意加入？”我说：“刀下余生，一切惟师命。”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师正襟坐，我立桌右从此我为同盟会会员了。同盟会上海干事一职，我接任，给我会员电码名单。……
1904年新场党狱脱险后的黄炎培（左一）等四青年
和中山先生个别谈话 在辛亥之后，先生写《孙文学说》，时稿才及半，招我对谈，拿出初稿，虚怀下问。他说：同志对于革命，杀身成仁，在所不惜，该说“行”了。但为什么革命？怎样革命？未必尽“知”。为了发挥道理，唤醒同志，如何写这本书，向你请教。我惊讶中山先生这样虚心，便率直答复：到今天该怎样救民？如何救国？要切实提出计划，是先生切中了需要。中山先生说：那我就写下去。我不擅长写，这已写的，请你审阅，有须斟酌，请你动笔。我不客气地照办。时至中午，和宋庆龄三人共餐，餐毕而散。中山先生伟大，一般人未必知，故特记于此。
此后，黄炎培在1945年7月访问延安时，与另一位未来的中国领袖毛泽东进行过名曰“历史周期率”的伟大对话。但黄炎培与国父孙文的对话、特别是他修改、续写《孙文学说》的轶事，鲜有人知。联想起抗战期间最艰苦的岁月在里，黄炎培组织起独立于国共两党的第三势力，反对投降、坚持抗战，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合作默契、相得益彰。更远些，想到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力图延揽黄炎培为教育大臣不得而叹惜道：“与官不作，遇事生风”。辛亥事变后五十余年，黄炎培曾与四位当政者都有密切合作、影响深远的对话记载。特别是黄炎培先生与孙中山、毛泽东两位留下的不朽历史佳话，定将永存史册。
黄鲁淳
2017/9/13 终
2017/9/13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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